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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华社给我们的训练主要不是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而是一个部门多年形成的工作秩序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工作的性质决定工作的状态。不同的题材对摄影者有不同的要求，在适应这种要求的过程中也得到多方面的训练。比如在中央组的十几年，养成了我的纪律观念。中央组的记者每天早晨8点以前绝对要全部到办公室，不管你昨天工作到多晚，也不管当天有没有你的采访安排，要随时处在待命状态，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另外团队意识也非常重要。中央组经常要联合作战，每人负责某个角度事先都有严格分工，你别的拍得再精彩，规定动作没拿下来也要挨批评的。而采访社会新闻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记者有很强的新闻敏感，还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拍体育则对摄影技巧有很高的要求。
刘：在国外工作对人的锻炼是全方位的。我曾经分别在伦敦分社和华盛顿分社常驻。《洛杉矶时报》曾让70多个驻外记者描绘他们对自己职业的感受，他们用的最多的是“历险、激动、自由、挑战、忠诚、孤独、担心、难堪、离婚、危险”。这十个词，也或多或少能表达我自己对驻外摄影记者的一些感受。你突然被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失衡的生活之中，必须和令人焦虑的环境搏斗。那个国家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似乎都与你有关。你翻开报纸，每天都有新闻发生，但摄影记者必须事先得到线索，然后还要确保能到达现场，这其实是比拍摄本身更要紧的问题。我两次驻外都是在世界上新闻业最发达的地方。华盛顿和伦敦也聚集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摄影记者。我采访白宫新闻比较多，几大媒体派到那里的都是各自大牌的记者。其实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硬碰硬的，因为大家在同样的拍摄条件下拍摄同样的对象，高下一望而知。
刘：对！至今令我难忘。奥运会新闻中心和奥林匹克公园只有一街之隔。每天最早开始和最晚结束工作的总是新华社报道组。那天凌晨1点多，从奥林匹克公园方向传来一声闷响。没有人发出命令，新闻中心新华社办公室仍然在工作的三名摄影记者本能地扑向照相机，先后冲出了办公室。所有人都在向外跑，只有三种人向里冲：警察、医生和记者。我凭着感觉一直跑到公园的围墙外，看见马路上或坐或躺的一群伤员。我举起相机刚拍了几张，警察就开始驱散人群。我庆幸自己早到一分钟，拍到了新华社距第一现场最近的照片。随着警察封锁圈的扩大，我且退且拍。那时虽然已是凌晨，但我毫无倦意。我知道，此刻正是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我没有理由不珍惜机会。第二天早晨，到新闻中心上班的各国记者们吃惊地发现，新华社办公室的挡板上已贴上几十张几个小时前发生的爆炸事件的照片。
92年10月，我奉总社之命采访波黑内战。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前往波黑塞族武装的中心帕莱，刚进入波黑境内，前方的车队就被武装袭击，我们被迫滞留在边境附近。一位当地的记者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华社，主动带我到附近的医院，看到了被杀死的十几个平民的尸体全部被烧焦了，有些头甚至被割下。我拍了照片，但是并没有发稿。揭露战争的罪恶不一定非要用赤裸裸刺激读者神经的方式。回到我们滞留的地方，我看到来时同乘一辆车的一对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女依偎在山坡上，女的怀里抱着一只流浪的小猫，一脸甜蜜。男的目光悠远地望着前方。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在路上他们的战友曾告诉我们这对夫妇刚结婚三天，他们的愿望是生六个孩子。爱情孕育生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被战争吞噬呢？摄影记者当然要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心有不甘，好题材并不总能碰到，如果就此放弃，我一定会后悔的。爱莎也劝我留下来了帮她找女儿，望着她期待的眼神，我无法拒绝她的信任——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她的校友。到了机场，我没有登机，而是改签了机票，一起踏上寻亲之路。我们带她去各个停放遗体的寺庙，还去了她女儿曾住过的酒店。穿过废墟我们找到贝蒂住过的房间，里面一片狼籍。爱莎见到了女儿的遗物。她点燃了路上就买好的三支蜡烛，嘴里念念着：“咕咕、咕咕（贝蒂的昵称），妈妈来看你了。”然后，枕着女儿的衣服，躺倒在贝蒂的睡过的床上，长睡不起。在酒店外的大海边，一直非常坚强的爱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一面按照喀麦隆的传统向着吞噬女儿生命的大海撒盐，一边大声呼号：“大海，不要发怒了，还回我的女儿吧！”。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走在前面，我不愿意她看到我的满面泪水。此后的几天，我们每日奔波几百公里陪爱莎找女儿，那时候我已经把从没见过的贝蒂当作我的亲人，很难分清找到贝蒂和完成报道任务哪个更重要了。
刘：体育并不是我主要的拍摄领域，但是我一直对拍体育照片有兴趣。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在新华社现役的摄影记者中算最多的之一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两类项目，一是美的项目，例如体操、花样滑冰等；二是有身体接触、对抗激烈的项目。但是在奥运会上任何记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报道的安排。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主管体操、垒球等项目。我为拍好体操下过笨功夫。奥运会前我多次深入到中国体操队观察队员的动作。电视上放体操比赛的录象，我也录下来，反复慢动作重放，并在本上作记录。到了奥运会上，重点运动员的动作连接我已经烂熟于心，这对我的角度瞬间选择非常有帮助。比如运动员在平衡木上做的鹿跳动作很好看，但我在训练时从正面拍摄时总是看不到运动员的脸，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动作最好的拍摄角度是在侧后方，这样我就可以提前选择正确的站位。我知道有的同行对我的方法并不以为然，但我知道至少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通讯社记者发稿的压力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那时候新华社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少，即便是决赛也常常是一个记者独当一面，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没有人为通讯社的记者保底。
刘：在悉尼奥运会上，我分管的项目是羽毛球、排球等，这些项目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动作又都是程式化的。如果你只盯着拍动作，即便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出来的照片也很难超出预想。所以在拍摄这类项目时，要跳出动作本身，关注运动员细微的情绪流露。特别是比赛结束那一刻，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往往都是情绪宣泄的高潮。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羽毛球队获得了4枚金牌，当他们赢得冠军的一刻，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吉新鹏在把球拍抛向空中的同时大吼一声，葛菲、顾俊淹泣相拥；张军、高凌一个跳向空中、一个躺倒在地；龚智超的表现最低调，但我分明看见了她滚动在眼眶中的泪珠。每当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都提前停止拍摄比赛动作照片，换上最适合的镜头，选择最佳位置，稳定情绪，等待精彩的来临。
专业要求体现在新闻摄影的每一个细节上。摄影器材的进步使我们获得一张高质量照片比以前更容易了，似乎大家对技术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因此降低，但因为技术使用不当而毁了一张好照片，这样的教训并不仅仅属于初学者。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的110米决赛前我把拍摄点选了多数摄影师不会选择的看台侧上方。在悉尼奥运会上，我曾经在这个角度用长镜头把8名运动员压缩在一个画面中，如同一幅“八骏图”。这次我仔细考虑了几乎所有技术因素。为了获得更大的图象文件，我将相机设定在了RAW格式上。但忽视了文件大了连拍的数量会减少，当刘翔起跑后我就开始拍，达到最佳瞬间时，我的快门却按不下去了。尽管田径不是我那次主拍的项目，我的同事们出色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细节决定成败”的教训还是够我记一辈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