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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地指标配置，增加人口流入地区的土地和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规划和资金使用。对于人口流出地区，要合理利用闲置建设用地，通过复耕和减量规划，推动闲置土地资源的有效再利用。第二，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明确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建立健全权利结构和运行机制，解决土地流转与退出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纷。同时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第三，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完善制度设计，引导城市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资源要素向农村地区有效流动。同时，通过调整政策引导，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沉睡资产”，逐步打破“人、地、钱”三要素乡村净外流的局面，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杜志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不断凝聚改革和发展共识，为耕作者提供稳定的土地使用和投资预期。第一，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实践探索并总结成功经验，合理设定土地流转的价格区间，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还要完善土地流转费用的最高限价熔断机制。在此过程中，既要落实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深入谋划市民化了的农民在乡村的承包地如何得到高效合理利用问题。第二，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尤其是附着其上的闲置农房有效利用制度改革，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模式，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探索建立依法有偿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第三，优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尽快制定和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程序、权利保障及收益分配等工作机制。
杜志雄：如果说未来的深化改革有底线，那就是“四个不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必须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找准战略定位和主攻方向。首先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永久性制度保障。第二要进一步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推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规范土地流转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自主权、建立更加完善的收益保障机制。第三要着力解放和提升农业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与农村改革的统筹协同，促进先进农业技术、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设备的推广应用，实现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的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