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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老家，人去世之后一般都葬在田边地头，祭奠时顺便就能去田里转一圈。春节前后经常下点小雨，脚底湿润的泥土拖拽着身体，仿佛在挽留我们走慢点，别太匆匆。但是村里只有老破房子没有家，故乡只能安放灵魂而存留不住身体——虫子蛀蚀了床柜桌椅，大雨冲刷了黏土和墙皮，生活记忆并未随着垮塌的墙体模糊，反而在阳光的映照下越发强烈而清晰。我作为村里最后的一批农村人，站在破败的老房子跟前怀念以前的日子。房子只要不再住人，很快就会腐蚀坍塌；传统只要有人守护，就能一直存续绵延。我家的老房子的主体结构还是砖石水泥，至今不过30年，仅10多年未住人就已经破败不堪。而那些尚有老人居住的40－50年地土墙瓦屋，虽然到处裂开了墙缝，但面对风雨依然能岿然不动。有人才有生气，没人了自然都会逝去。
表哥特别能吃苦耐劳，一顿能吃50个饺子或者4-5碗米饭，经常自称为“饭桶”。自中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在一个私人彩钢板工厂里打工，他一个人身兼数职，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既轧板子又修机器还会开叉车和上货，这让老板十分省心，给他开一个月一万块的工资。小工厂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性很差，彩钢板又十分锋利，表哥经常不是划伤了手脚，就是从手掌上剜掉肉。而且一到夏天，弥漫的粉尘就让其浑身瘙痒难耐。凭借这身苦干和勤劳，表哥攒下来一笔积蓄，先是负担了罹患三年肝癌的姨父，前后缴费20多万，然后是进城买，为此表哥还负债20来万，其中最大的债主就是工厂的老板。对老板来说，给表哥借钱可以更好地留住这个牛马一样的员工；对表哥来说，可以缓解一次性还债的压力，对老板的债务可以每年从工资里面扣除。
自从姨父病逝之后，姨妈也失去了主心骨，周身的病灶不断复发，在远方城市和家乡农村的往返折腾之下，身体更加疲惫脆弱，说起话来也是气若悬丝。目前跟着表哥在厂里做饭，每个月2200块，比在家里种田显然要多赚几倍的钱，而且能够得到儿女的照顾，因为我的表姐和表哥一直在同一个行业里面工作，也经常在一个厂里上班。但是按姨妈自己的想法是在农村老家种地养老，虽然辛苦点但活得自在。但这样儿女就没法就近照顾，毕竟对于专业技能固化、习惯了在大城市谋生的表哥表姐来说，小县城基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姨妈短时间内不可能回老家种田养老，三个儿女不会让她一个人在老家孤苦伶仃地生活。因此，回家过年的这半个月，姨妈一有机会就赖在农村老家里。在这里有熟悉的空间，有人生的回忆，还有亲人的来往。在表哥一家四口出去拜年的时候，姨妈和大舅还在一起说了一天的话。人一上年纪，越发珍惜见一面少一面的宝贵亲情。
我的大舅已经67岁了，近两年因为年纪太大很难去工地上找活，于是便回到老家种田喂猪。2010年左右，大舅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在县城给儿子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毛坯加装修花了30万左右。给儿子娶媳妇也几经折腾，耗费了不少积蓄。儿子好不容易结了婚，二老如愿以偿地得了孙子，但是公婆和儿媳住在一起又不少闹别扭。于是大舅和大舅妈便习惯回村里的老家居住。从他们50多岁开始，他们10多年都是半工半耕，农忙时节匆匆回村播种收割，农闲时节外出务工。大舅是四处给人做小工，大舅妈是四处给人做饭以及偶尔在儿媳的请求或者允许下帮助照看孙子。直到他们65岁左右，身体渐渐吃不消之后，才慢慢回村里安心种田，一边给自己养老，一边攒点积蓄帮衬儿子儿媳，以及给尚未出嫁的女儿攒点嫁妆。
然而大舅的老房子在山顶上，至今还没有通公路，山上的人家基本下山了，因此政府也没有再新修公路的必要。但对于年岁渐高、身体渐差的大舅妈来说，上下山种地和生活很不方便，但花好几万在山下新修几间屋子又感觉不划算。山下公路边上有4－5家常年无人居住闲置的房屋，但在农民的私有产权观念之下，租借和翻修别人的房屋也不现实。就这样，大舅夫妇只能回到山顶上的老宅生活。对身体还算健康的大舅来说，在生养他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非常自在，环境熟悉、视野敞亮、能呼吸新鲜空气，唯一的不足就是挣钱太少。大舅以前在工地上少说也能挣个3万－4万，但现在回山上务农一年还挣不到一万块，去除种植、养殖和生活成本以及在村里的人情支出，便没多少结余了。
